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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官莊村走出的共和國將軍

2019-11-13 15:28:13  來源: 紅歌會網   作者:佘富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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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西的東北邊陲,有一片被稱為“塞上江南”和“小烏克蘭”的神奇土地,連綿起伏的太行山脈由東南而西北幾成環抱之勢,奔流不息的壺流河從西北向東南縱貫全境,這就是養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勞、善良、淳樸人民的廣靈。

  位于壺流河南岸,距離縣城西南約六公里的將官莊村,自古以來更是地靈人杰,名不虛傳,從這里走出了廣靈縣歷史上第一位被授予少將軍銜的共和國將軍。他,就是曾經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審計署副審計長的王吉林將軍。

  一、農家出身立志從軍

  (一)苦難的家世,不屈的脊梁

  他的父親名叫王成,和電影《英雄兒女》的英雄同名。巧合的是他的父親也是一位在解放戰爭時期負傷的二等甲級殘廢軍人。他的父親祖籍靈丘縣,他的父親王成原本并不姓王,而是姓賈。當他的祖父39歲去世時,他的父親只有一歲半。迫于生計,他的祖母只好帶著他一歲半的父親改嫁到了靈丘縣石甕村一戶王姓人家,他的父親在石甕村長大成人。

  他的母親叫賈玉英,系靈丘縣天家溝村人。他的母親與他的父親結婚時年僅13歲,他的父親當時年齡為16歲。

  1938年抗戰時期,他的父親王成曾擔任區小隊交通員。一次他的父親身帶了一顆手榴彈到靈丘縣城送信時,被偽軍發現后差點被抓住,最后被追到了他的姑姑家。他的父親藏在了堂屋門后,手榴彈已經上了環,準備與偽軍同歸于盡。幸虧他的姑父出面送了偽軍50塊銀元,偽軍才沒有繼續搜查,他的父親從院子里翻墻逃到墻外的場面,在莜麥秸里藏了一夜,第二天才脫險。

  因為身份已經暴露,他的父親再也不能繼續在石甕村居住生活了,只好從靈丘北山沿廣靈唐山口峪北上,一直流落到當時還屬于廣靈管轄的陽眷鎮,直到1941年他的母親懷孕即將臨盆時,由于他的姥姥改嫁到了廣靈縣作疃鄉將官莊村,他的父親才帶著他的母親來到了將官莊村。

  在將官莊村他的父親靠掏茅池暫時維持生計,在找不到居住房子的艱難時刻,該村的窮苦農民武占魁把自己的一間廂房讓出來供他的父母親居住。他的姐姐于1941年農歷的三月即出生在這一間廂房里。他的父親是個有恩必報的人,他的父親后來將他的姐姐嫁給了房東武占魁的二兒子,武占魁的大兒子武修文也參加革命而犧牲成了革命烈士,這當然是后話。

  1946年,日子實在是過不下去了,他的父親把母親和6歲的姐姐安頓在了作疃鄉唐山口峪的一個僅有4戶人家的自然村——半峪村居住生活后,而他的父親以廣靈縣作疃鄉憨崖洼村村民的身份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憨崖洼村供養他的母親和姐姐400斤小米,一家人總算是能夠活了下來。

  他的父親在解放北平時,已經開始擔任機槍隊員。在1947年農歷七月十五那一天,他的父親在北京順義掩護部隊過鐵路時身負重傷,醫生要給他的父親截肢,他的父親寧死也不截肢,經過在部隊醫院治療康復,最后總算保住了這條腿,但也落下了終身殘疾,他的父親最后在1950年復員還鄉。

  1951年5月7日(農歷四月初二),他在半峪村降生來到了人間。1955年他四歲的時候,因他的母親病重臥床,他的父親將全家從半峪村再次搬遷到了將官莊村,并且開始擔任村支部書記,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才被造反派趕下了臺。

  1966年他的父親舉平生之力,東挪西借大約花了600多元在將官莊村蓋了三間小房,四處流落的一家人總算有了自己的房子。在這處房子里,他的母親住到1973年去世,他的父親住到1992年去世,臨終身上還帶著因系要害部位無法取出的4塊彈片。

  (二)難忘的童年,將官莊村的歲月。

  人們常說“三歲看大,七歲至老”。他原名叫王繼林,1955年春他4歲時全家從半峪村搬遷到將官莊村定居后,1958年他開始讀小學。他從小就懂得他們一家人是村里的外來戶,而且他的父親又是村支書,他從不吵嘴打架,更不惹是生非,他生怕給父母惹麻煩。凡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從小就非常懂事,而且遇事肯吃苦有擔當。

  1959年他只有8歲,當時他的姐姐王繼英已出嫁,他的小弟王繼峰還沒出生,家里只有他的父母親和大弟王繼山四口人。那年秋天,生產小隊里在一個叫“南土坑”的地里按每人IO斤給他家分了40斤芥菜,因為父殘母病而且距離村里又遠,年僅八歲的他一個人硬撐著從上午約十點一直背到了快下午兩點,一路上沒走多遠就得停下來,再將芥菜抱到地圪棱上背著繼續走,就這樣背背抱抱終于將40斤芥菜背回了家。

  1962年春的一天,年僅11歲的他獨自在縣城賣黃花的經歷,也許就注定了他一生的不平凡。當時他家積攢了些黃花,因為父親腿傷不便去縣城去賣,便托付給名叫“老奎漢”的一個人帶他到了縣城去賣。

  到了縣城的西關,“老奎漢”說:“孩子你在這兒賣吧,爺爺去東關賣。”這就留下了他一個人自己賣了。巧的是不到一袋煙的功夫,就來了一個買家,買家看了看黃花的成色,搞定了價格一斤2.85元,這也符合他的父親交代的底價。當把一機器面袋的黃花過秤后稱了16.5斤,這時人們才發現賣黃花的是個孩子,他們都想看看這個孩子咋算賬。

  這么復雜的數字用心算確實有一定難度,而且他根本沒學過心算,可這個難題卻并沒有難住他。他急中生智、化整為零,讓這位顧客先給10斤的錢,再給5斤的錢,再給1斤的錢,最后給半斤的錢。顧客和周圍的人被他的算法逗樂了,大家都夸他這個10多歲孩子不簡單,長大一定會有出息。

  (三)關鍵的抉擇,夢想的起航。

  1964年他小學畢業升入了作疃鄉農業中學就讀。1965年3月,時任作疃供銷社主任的趙啟舜因工作關系和他的父親認識,當時作疃供銷社要從作疃農業中學里招收合同工。一來是因他的父親系革命殘廢軍人,家里生活又十分困難;二來是趙也是轉業軍人出身,和他的父親有著共同的經歷,趙便問他的父親是否想讓兒子參加工作,他的父親當然同意。

  供銷社從當時的作疃農業中學挑選了包括他在內的3個學生一起參加考試,由時任作疃供銷社會計苑端正主持了一個簡單的考試。雖然他通過了考試被選中,但一查他年齡尚未滿14周歲,當時供銷社錄用了一名比他年齡大的同學。

  到了8月份,年滿14周歲的他接到作疃供銷社讓他上班的通知,上班后他被安排在師傅彭佩手下當收購員,一直工作到1968年2月入伍。

  在作疃供銷社工作其間,他特別注重繼續識字和學習。他后來在國家開發銀行工作時,一個研究生不認識“昝”字向他請教,他立馬答了上來。這個“昝”字就是他參加了供銷社工作時學會的,沒想到以后卻因為這個昝”字讓研究生對他刮目相看。

  當時的作疃供銷社的職工中,有一個叫張協舉的做飯大師傅有腿疼的毛病。一次張協舉犯病后,只有14歲的他非要幫張協舉擔水,張協舉看到他還是個孩子模樣,實在有點不忍心,他告訴張協舉說,他的力氣大的很,他能背的動240斤的一袋咸鹽和160斤一捆的白麻,擔一擔水當然不在話下了。

  他在擔任收購員時,有一天有個在大同礦務局當醫生的人來賣白麻,他開票時把賣麻人的名字“魏寵”寫成了“魏蠢”。魏寵拿到支款傳票后大怒,他機智地讓魏寵先教他一下“寵”字的寫法,并對魏寵說如果下次再寫錯不僅可以罵他,而且可以直接打他。魏寵聽了他的話也轉怒為笑,當場夸他說這個小家伙將來一定會有出息。

  他當時的工資已經掙到每月27元,這在當時也算是比較可觀的收入了,他的家里因為他的工資收入也確實寬裕了不少。特別是他的父親,第一次感到經濟上有了底氣,因此才在1966年敢于東挪西湊了600多元,終于蓋起了屬于自己的三間小房。

  在計劃經濟年代,作為一名供銷社職工是一份令當時人們羨慕的職業,然而作為革命軍人的他的父親的言傳身教,早已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他,參軍報國的念頭更是早已在他的心頭扎下了根。1968年2月當黨和政府號召適齡青年參軍入伍的消息傳來時,他一下坐不住了,他背過父母多報了1歲,偷偷地報了名,身體關、政審關當然也順利通過。

  “知子莫如父”,得知他要參軍消息的他的父親,雖然也舍不得他每月27元的經濟收入,但“好男兒志在四方”,全家人最終還是特別支持他從軍報國,他的夢想也從此揚帆起航。

  二、以身許國建功立業

  (一)埋頭苦干,奮勇爭先。

  1968年2月參軍入伍后,他開始在直屬于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的汽車5團服役,部隊駐地在北京良鄉。

  總后勤部汽車5團是參加過抗美援朝的部隊,當時在朝鮮戰場上流行著“打不垮的38軍,炸不爛的汽車5團”的說法。1949年黨中央、毛主席從西柏坡進北京就是汽車5團從西柏坡運送到高碑店,然后才坐上火車進北京的。它不僅是中央軍委、總后勤部放在身邊的直屬汽車團,而且也是一個英雄團、功勛團。

  參軍后頭三個月的軍訓后,他學了三個月的開車,爾后又被調到總后機關當炊事員3個月,隨后連長又把他要回到汽車5團4連開始當文書,在當文書其間的1969年5月1 日,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汽車5團4連當文書九個月后,他又被調到汽車5團1營營部當了代理書記,并且具有了代理干部身份,他在汽車5團1營營部當了九個月的代理書記,在擔任代理書記期間,營教導員指示他起草一份一營提干報告,并交代他本人也作為1連排長要上報團機關。

  1970年4、5月份,總后勤部供應部到汽車5團選人,提出不要干部,只在近期提干士兵名單里選兩人。經過全面考察他有幸被從全團20多人中選中,1970年7月9日,他被選調到了總后勤部供應部預算財務處工作。

  1970年8月份,汽車5團這批提干發布命令后,他的廣靈戰友1連的劉元生、鄭文才均被提拔為排長,而他在總后勤部供應部預算財務處又經過了半年的試用考驗,直到1971年2月1日的農歷除夕之夜,才被提拔為預算財務處助理員,行政級別確定為23級。

  就在此時汽車5團1連隨1營營部開赴了新疆石河子,他們組建了汽車53團,他的包括劉元生、鄭文才等在內的許多廣靈戰友便隨部隊進入新疆,開始承擔建設邊疆、保衛邊疆的任務,這當然是后話。

  1971年“9.13事件”發生后,總后勤部機關實行了全天候政治學習,當時的處長吳炳章特批他半天學習,半天工作,讓他處理日常應急財務工作。

  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他雖然和林彪沾不上邊,但他總覺得他這個“繼林”有點太不合時宜了,從此他就將自己的名字從“王繼林”改名為“王吉林”。

  此時他還是個單身漢,有了來自處長的特別信任,精力充沛的他干勁更足、工作熱情更高。在半天工作時間,平時整個處里的日常應急工作現在均由他一個人全部承擔了下來,他按時記賬、及時撥款,獨自開信匯,處理黃金、白銀和外匯業務。

  在這段日子里,他不僅沒出過半點差錯,而且出色地完成了任務。關鍵的時刻,他沒有辜負領導的重托和期望,他經受住了考驗,鍛煉了才干,業務能力有了顯著提高。

  此后在總后機關工作期間,艱苦地區、邊疆地區總是他經常長時間出差的地方,他幾乎走遍了新疆、西藏、云南、內蒙等中蘇、中印、中緬、中越等邊疆艱苦地區。1975年他響應上級號召,曾去內蒙古邊防連隊當兵鍛煉三個月;1977年,他去西藏參加財務標準考核時間長達三個月之久,在三個月的時間里,他不懼高原反應,走遍了川藏南線的每一個兵站;1992年,他隨同時任總后勤部部長助理沈濱義去新疆慰問邊防連隊三個月,面對新疆惡劣的自然條件和路況,他跑遍了北疆邊防從吉木乃到伊犁的每一個邊防連隊;從1986到1988年他還先后連續三年前往云南邊防進行作戰費的審核工作。

  每一次的邊疆之行,對他都是一次心靈的震撼。當他一次次親眼目睹邊防基層官兵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都能堅決圓滿完成任務時,他被邊防基層官兵為保衛祖國而艱苦奮斗、忘我工作、無私奉獻的情景和精神所感動。對他來說這不僅僅是工作,也是對他的一次次的教育和鞭策,更成為激勵他努力為基層部隊官兵服好務的重要力量源泉。

  1982年全軍開展嚴厲打擊經濟犯罪活動,他被抽調到總后勤部紀委工作一年。剛抽來不久他就發現,他所在辦公室的十多個人負責處理全軍后勤各單位的案件線索初查和立案工作,但他所在辦公室的人員沒有明確的分工,工作效率低下問題較為突出,為此他大膽向領導建議按大行政區劃片管轄、按人分工負責,這樣不僅可以明確責任,而且可以極大地提高工作效率,領導采納了他的建議,也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效果。

  抽調即將結束前,總后紀委辦公室主任專門找他談話,提出讓他留下來從事紀檢工作,同時與總后財務部領導進行了專門協商。總后財務部領導提出,軍委確定要在1983年進行全軍財務大檢查,他在總后財務部工作責任心強、業務能力突出,是總后財務部緊缺的人才,總后財務部首長堅決要求他回到總后財務部工作。最后他無條件地服從了組織安排,重新回到原單位挑起了重擔。

  在總后紀委幫助工作時間雖然只有一年,但這一年工作經歷,讓他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確不是一句空話。此后多年來,他一直掌管著全軍巨額資金管理工作,但他始終抱著一名共產黨員對黨、對國家、對自己高度負責的態度,按照“老老實實做人,干干凈凈干事”的原則,為軍委管好每一分錢,為國防建設做出了較大的貢獻。

  (二)屢建奇功,敢為人先。

  “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自從被選調到總后機關以來,他抱定初心、恪守本分,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做事,干一行、愛一行,精一行、樂一行,憑著一股子鉆勁,他干成了一般人眼里不敢想、不愿干、干不成的事情。

  1975年全軍出國考察非貿易外匯指標只有90萬,到了5月份全年時間尚未過半,但他發現外匯支出已達近60多萬,而后半年全軍的外匯需要量更大。如此下去全軍下半年外匯使用必將入不敷出,這將會極大影響軍隊外事工作的正常開展。為此他經過調查研究,及時向部領導提出了全軍節省外匯支出的建議。

  部領導了解到了相關情況,認為他的這一建議非常及時、非常必要。部領導指示他立即以總后勤部名義向軍委寫報告,要求全軍壓縮不必要的出國組團,減少可花可不花的外匯支出。軍委及時地向全軍批轉了他起草的報告。軍委通知下發后產生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到當年年底全軍出國考察非貿易外匯非但沒有透支,反而還結余了幾萬美元。

  “一支筆勝過十萬軍”。做為一名年輕的助理員,他的這一建議不僅得到了部領導的肯定,而且對節約國家外匯和促進軍隊外事工作起到了較大的作用。

  1978年改革開放剛剛起步,國家和軍隊外匯十分緊缺。他了解到,總后下屬的解放軍第一軍醫大學南方醫院,因為地處改革開放前沿的廣州,該院因華僑以及港澳僑胞就醫每年能夠創匯80-90萬美元。按當時的政策,這筆外匯收入全部歸國家財政部,軍隊沒有任何提成。為此他向總后領導提出建議,建議軍隊就外匯收入應比照地方適當提成,鼓勵該院創收積極性以緩解軍隊外匯緊缺的問題。

  總后財務部先后派人前去國家財政部溝通協商,但均未取得實質性進展,最后總后財務部領導決定再派他爭取最后一次。他帶著領導的重托來到了財政部,財政部國防外事司的領導還是原來的觀點,稱軍隊每年花國家大量的外匯,他提出的對這幾十萬美元的收入分成的要求沒有必要。

  他誠懇地闡述了自己的看法,他向財政部國防外事司的領導分析了軍隊就外匯收入比照地方適當提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從軍隊整體上講,財政部國防外事司的領導的話既是事實、聽起來也有道理。但軍隊系統大量花國家外匯的軍隊單位并不創匯,而軍隊創收外匯單位又不花國家的外匯,如果不能將軍隊創匯單位與地方創匯單位一視同仁實行分成,短期看解放軍第一軍醫大學南方醫院年每年創匯的80-90萬美元分成似乎不十分必要,但用發展的眼光長期看,長此以往必然會影響整個軍隊創匯單位的積極性,相反如果允許軍隊分成,軍隊創匯單位的創收積極性一定會大大提高,這對國家和軍隊都有好處。

  他的分析終于打動了財政部這位司長,當即答應向財政部領導匯報,很快出臺方案確定了從此軍隊創匯單位與地方創匯單位實行外匯按四六分成享受同等待遇。

  通過與他這次溝通和商討,財政部這位司長不僅被他的理論分析所打動,也更欣賞他的高瞻遠矚的眼光和求真務實工作作風,因此開始力勸他轉業到財政部工作,還對他說“軍隊外匯工作是局部,我們這里才是外匯工作的全局,你要來工作,一年可以讓你跑5-60個中國駐外使館檢查外匯管理工作。”但他并未因此而動心。

  1983年全軍開展財務大檢查,他所在的單位大部分同志都被安排外出檢查,他作為機關留守人員,領導安排他主持本單位工作,同時也接受全軍的檢查。

  在接受檢查的匯報中,他的匯報層次分明、條理清楚,特別是數字部分他幾乎全部背了下來,得到全軍財務大檢查領導的表揚,同時也為本單位贏得了榮譽,他也因此榮立了三等功一次。

  1996年在他擔任會計局長之后,他與時俱進、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軍隊記賬法的改革。在他的親自主持下,經過與相關部門合作,用了將近一年的時間,開發出了全軍歷史上首個功能比較全面、通俗易學、便于操作的會計計算機軟件,將軍隊建國以來長期使用的現金收付記賬法改為資金借貸記賬法,為軍隊實物資金納入會計核實提供了可能,彌補了原來制度的缺陷,從此軍隊會計記賬方法與地方記賬方法完全一致,為培養軍地兩用會計人才奠定了基礎,并由他主持編寫了全軍培訓教材。

  他的這一項改革在1998年年終榮獲了軍隊科技進步二等獎,獲獎時他雖然已經離開了會計局,但他的改革成果卻在全軍推廣應用至今,他的名字也將永遠載入人民軍隊后勤保障建設的史冊。

  1997年在他擔任會計局長期間,他敏銳地意識到了長期以來巨額的軍費預算資金靜靜地躺在銀行的賬戶上,不產生任何利息狀況,這不僅是軍隊利益的重大損失,同時也是國家利益的重大損失。他認為這一制度安排的重大缺陷應當通過及時的改革來解決。

  為此他主動找到中國人民銀行和財政部的相關部門領導進行溝通匯報。他站在軍隊建設和國防安全的高度提出了他的想法和建議,中國人民銀行最終采納了他的建議,中國人民銀行發文決定從1988年1月1日起,軍隊國防費預算資金開始產生利息,據此按當時年度國防費1千多億匡算,當年全軍國防費預算資金就增加了利息收入3-5億元。

  因為他推動了這項對軍隊國防建設產生巨大影響的重大制度變革,總后勤部王克部長對他給與了高度評價。這一制度一直在高效地運行并產生著巨大的效益,時至今日已經運行了21個年頭,而國防預算已達到年萬億元,這筆收入累計至今少說也達上百億。他用他的智慧和汗水,為國防和軍隊建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他以后由正師被提拔為副軍級并被授予少將軍銜,他的這一重大貢獻應該是一個重要因素。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在個人職務進退去留面前,他始終無條件地服從組織安排,一步步經受了嚴格的思想淬煉、政治歷練、實踐鍛煉,在不同崗位的工作實踐中經風雨、見世面、壯筋骨,真正鍛造成為了烈火真金。1979年機關干部定職他被確定為正營職助理員,1983年升為副團級,1987年升為正團級;1990年升為副處長(副師級),1993年總后機關處改局,改為副局長,1996年升為局長,正師級;1998年10月任總后財務部軍人保險局第一任局長;2000年2月1日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審計署副審計長,副軍級。

  2002年7月23 日,這是他一生最難忘的時刻。當天上午總后勤部禮堂燈火輝煌、軍樂嘹亮。他與總后系統的另外13名軍人一起換上了嶄新的將軍服,中央軍委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部長王克上將、總后勤部政委周坤仁上將,親自為他們頒發了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簽發的任命書,他被光榮地授予少將軍銜,這是他一生最高的榮譽,也是總后勤部機關歷史上從士兵成長起來的僅有的兩名將軍之一,更是廣靈縣歷史上第一個被正式授予少將軍銜的共和國將軍。

  (三)以學立身,一馬當先。

  參軍后他深知自己文化底子薄,為此他從參加初中文化補習班為起點,始終不放棄任何一個學習機會,積極主動抓住各種學習機會;始終堅持個人自學和外出脫產學習相結合,始終秉持“以學立德、以學增智、以學立身”砥礪前行,最終在專業上獲得高級會計師職稱和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非執業會員資格。

  他被調總后機關,他周圍的同事工農出身的較少,絕大部分人都是大學生,作為一名只有不滿初中文化的總后機關干部,他自己心里總有自卑感,為此他在堅持自學的同時,也積極爭取各種外出脫產學習的機會,甚至包括不放棄當時被人望而生畏的“五七干校”學習機會,他先后參加四次時間較長的脫產學習。

  第一次是在1978年上半年他擔任總后財物部預算財務處助理員期間。在研究確定派員去“五七干校”學習人選的支委會上,他做為支部委員也參加了會議。因為在“五七干校”學習勞動強度大、思想教育任務重,在大家都為人選的確定犯難時,他自告奮勇要求去 “五七干校”學習,當然也得到了領導的同意。

  在“五七干校”的半年里,晴天勞動、雨天學習,他以苦為樂,勞動中他舍得流汗,學習時他分秒必爭,經過半年的勞動學習,他在政治哲學方面有了較大的進步。

  第二次是在1984年他擔任副團級助理員期間,他通過參加統一考試,在數學成績只有8分的情況下,憑借突出的語文、政治成績,他最終還是被中央財政金融學院軍地合辦的財務大專班錄取,幸運地成為軍隊39名學員之一。

  剛入學后,當時擔任語文科教學的徐秋英老師為了摸底,布置全班每人寫一篇自命題的隨筆,他寫的《小樹》一文被徐老師作為范文在全班朗讀,同時徐老師還將該文作為范文,在為全校本科生中授課長期使用。

  經過兩年的脫產學習,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取得了當時令許多人羨慕的大專學歷。畢業后他的政治經濟學筆記還被當時擔任政治經濟學一科教學任務的仇寶龍老師借用10多年作為講義使用,直到仇老師退休才予以歸還。仇老師在歸還他的政治經濟學筆記時,仇老師再三表示他的筆記幫了大忙,讓一代又一代的本科生受益終身。

  第三次是在2000年他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審計署副審計長期間,他脫產在國防科技大學學習3個月高科技知識,并且以優異的成績結業。

  第四次是在2002年9月他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審計署副審計長期間,他再次脫產在國防大學基本系學習半年。按當時的要求,要用半年的時間學完一年的課程,星期六都不休息,學習強度非常大。年過半百的他,憑著驚人的毅力出色地完成了學習任務,并榮獲了“優秀學員”的稱號。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川終屬楚;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嘗膽,三千越加可吞吳”。長期的刻苦學習和專業崗位的磨練和積淀,使他具備了一流的專業水準和學術水平。1990年他組織了解放軍代表隊參加全國首屆會計知識大賽,獲得了全國第一名的優異成績。

  參賽前由他組織了30多人的隊伍,進行了為期半年的專門封閉訓練,最后確定了4名隊員參加決賽。在強手如林、近乎殘酷的決賽中,解放軍代表隊脫穎而出,獲得了全國第一名的殊榮,比賽全程還被中央電視臺在全國同時轉播。

  由他組織的解放軍代表隊的出色表現,為全軍爭得了榮譽。參加決賽的4名隊員因此均被榮記二等功一次,他們回到了各自軍區后,有的還被榮記了一等功,參加決賽的4名隊員每人還獲得了一輛價值5000元摩托車。他也在此期間被提拔為副處長,這一來之不易的榮譽也因此而被載入了總后勤部財務部大事記。

  在擔任會計局局長時期,他還被聘為全國預算會計研究會第一屆、第二屆常務理事,還被全國第四屆珠算協會聘為常務理事。在他擔任珠算協會常務理事期間,他還參與組建了解放軍歷史上一支特殊的“娃娃軍”珠心算代表隊,這支“娃娃軍”珠心算代表隊多次代表中國參加世界性比賽,并且多次囊括國際頭獎,為軍隊和國家爭得了榮譽。

  三、脫下軍裝再鑄輝煌

  (一)服從安排,嚴格履職。

  從2000年2月1日開始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審計署副審計長到2005年10月2日轉業前,他已經連續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審計署副審計長5年半多,本來他可以再進一步,但是當時軍隊的用人大環境處于眾所周知的特殊歷史時期,他沒有隨波逐流,他響應組織號召主動選擇了轉業。

  本來國家審計署是他轉業的對口單位,當時國家審計署主要領導對他也熟悉,有意讓他去國家審計署擔任領導職務,國家審計署工作上也確實需要他這樣的領導去開拓,但他經過考慮,還是謝絕了國家審計署主要領導的好意。

  臨轉業時,時任總后副政委的劉源與他進行了談話,并詢問他轉業前的要求,在他即將離開他戰斗了37年的軍隊時,他的內心也許不一定平靜,但他卻沒有向組織提出任何要求。

  2005年10月2日他轉業到國家開發銀行,擔任紀委副書記兼監察局副局長(正局級),當時國家開發銀行行長由陳云之子陳元但任,陳元在同他談話時也表示支持他放手開展工作。

  在國家開發銀行擔任紀委副書記期間,他雖然脫下了軍裝,但他依然是共和國將軍,他依然保持多年在軍隊養成的工作作風,他更加嚴格地要求自己。工作中他嚴格履行自己的職責,積極研究探索建立減少和杜絕各種違紀、違法現象發生的防范機制,在執紀問責過程中,他做到了既嚴格執紀,又做到了不枉不縱,使冷冰冰的執紀活動變的有力度、有強度、有溫度。

  在國家開發銀行擔任紀委副書記期間,因工作需要他曾主持國家開發銀行監察局的工作。在他主持工作的一年里,國家開發銀行監察局的各項工作有條不紊的進行,也圓滿地處理了好幾起違法違紀案件,得到了總行領導的肯定,同時也得到了有關分行領導的好評,取得了處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社會效果。

  在國家開發銀行擔任紀委副書記期間,他還在積極深入山西、四川、上海、廣東等地實地調研,在全國金融系統首開先河,積極探索與地方紀委創立了聯合監督機制,這一做法也得到了中紀委二室的支持和肯定,通過借助中紀委和地方紀委的力量,有效地預防開發銀行系統內各種違法違紀行為的發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切實維護了國家開發銀行系統黨紀政紀的嚴肅性,也為國家開發銀行各省分行各項業務的開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

  (二)率先垂范,嚴格自律。

  從他14歲在作疃供銷社參加工作到他60歲在國家開發銀行退休,再加上他退休后仍被開發銀行黨委破例聘請為顧問、繼續發揮余熱履職三年,他為國家、為軍隊、為人民整整工作了49年。49年的工作歷程中,他無論是在作疃供銷社當收購員,在總后汽車5團當戰士,在總后財務部會計局當局長,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當審計署副審計長,乃至他轉業到國家開發銀行擔任紀委副書記,一路前行實現了他人生從普通戰士到共和國將軍的跨越和升華。

  “洗盡鉛華始見真,浮華褪盡方顯誠”,從供銷社收購員到解放軍審計署副審計長的跨層次、多崗位的長期歷練,使他的視野更寬,格局更大,心態更平和,胸襟更坦蕩,人格品味更高,黨性修養更純。

  當他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后,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他可以自豪和坦然地說,他做到了仰不愧于培養他成為將軍的黨和軍隊,俯不怍于養育他長大成人的父母人民。特別是在他擔任領導期間,他經得住了各種考驗,也抵得住了各種誘惑,他對妻子、對兒子更是嚴格要求,嚴防他們利用自己的地位搞特殊化。

  他愛人叫姜卓麗,系遼寧沈陽人,經人介紹與他相識、相知和相愛。當時他的岳父只是一個團級、17級助理員。他的愛人一直在總后機關門診部從事著默默無聞的司藥工作,而且依靠自己的努力,通過了國家統一藥劑師資格考試,取得了國家執業藥劑師資格證書,退休后享受副師級待遇、正師級工資。

  他的兒子王彥博,畢業于英國利物浦大學,先后取得了碩士、博士學位,1988年學成回國。剛回國不久他的兒子看到幾個同學都開著軍牌車,多次嘟嘟囔囔地和他提出也想上個軍隊的牌子。他嚴肅地對兒子講,違反原則的事堅決不能做,他還語重心長地對兒子講:“現在停車你每天需要向看門老人交30元錢,如果你掛上軍牌,老人就不能要錢了,你讓人家咋看我們?”兒子有點不愿意,但也再不敢提了。后來掛軍車號牌的“問題車”都被統一整治和處理了,兒子這才佩服了父親的作風、人格和黨性,現在他的兒子王彥博已經成為國家大數據行業小有名氣的專家。

  四、不忘桑梓情系家鄉

  (一)慈母親人,夢繞魂牽。

  從1968年2月參軍直到1971年的8月,他才因母親病重住院第一次請了8天假探親。在這寶貴的8天時間里,他一直陪伴在他的母親身邊,他母親在他的陪伴呵護下,病情明顯好轉。

  也許這就是為了母親的微笑,他讓母親看了看26元買的一款紫金山半鋼的手表,他的母親露出了笑容。深明大義的母親自豪地對他說了一句話“兒子,你是咱們全家第一個帶上手表的人,你像你爹當年離開媽當兵一樣,你現在已經是國家的人了,一定給媽爭氣”。

  也許這就是為了母親的微笑,他已經提干的事,他只是偷偷告訴母親一個,就連父親他都沒有說。回來的時候,他特意換下了四個兜的干部服,穿上了以前兩個兜的戰士服。怕母親看著他離家歸隊會難過,他趁母親還在醫院熟睡的時候,留下了他身上僅有的80元錢,含著眼淚離開了他的母親。

  當他從西關汽車站坐上汽車路過縣醫院時,沒想到汽車恰好壞在醫院門口,師傅修了1個多小時。在這一個多小時里,他是多么想再多陪一會兒他的母親,然而,他怕誤了這一趟車不能按時歸隊,他和母親近在咫尺卻不能下車再多陪一會母親。

  他臨行前留給母親的這80塊錢,他的母親直到1973年去世也沒舍得花,而且一直貼在母親身上。這哪里是80元錢,在他的母親心里,分明是她日夜盼望的兒子陪伴在身邊。

  1972年他第二次請了19天假,這次他的母親特意將他的姐姐叫到家里,他的母親高興地說,這次總算把四個孩子湊齊了。然而誰知這次探親,竟是他和母親的一次永別!

  1973年3月當他正在四川、云南出差時,他驚悉母親病故,他強忍住內心的悲痛,還是堅持把手頭的工作處理完。當他趕回家時,他的母親已經過了“三七”,在母親離開人間時,他沒有守護在母親的身邊,這也成為了他終身的遺憾。

  他和親友見面時,他常常說起自己的姐姐。他的姐姐比他大10歲,因他的母親有病,是他的姐姐把他帶大;他的父親為了報答武占魁剛到將官莊落腳時的住房之恩,非要把他的姐姐嫁給武占魁放羊的二兒子,他的姐姐當時一百個不愿意,但是為了這個家,他的姐姐還是聽從了父親的安排。

  他的姐姐40多歲就過早地離開了人間,他的姐姐幾乎沒有過上好日子,他的姐夫也在50來歲就去世。在他的心里他覺得最對不起的人就是他的姐姐,他有一個最大的心愿就是資助外甥在廣靈縣城買一套房子養老,以告慰姐姐的在天之靈。

  (二)不忘故舊,一生情緣。

  1971年的8月在他第一次回家探親期間,和他在作疃供銷社一起工作過的同事老白找到他,說愛人有病要他從北京捎點青霉素,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下來。回北京后他自己墊上了18元錢把青霉素第一時間捎給了老白,但這18元錢,他始終也沒有再提起。現在的18元錢也許不算什么,可在當時普遍工資很低的年代里,18元錢也確實是一個不小的數字。

  2008年他利用返鄉時間,請了當年作疃供銷社的老同事一起吃了一頓飯。應邀一起吃飯的作疃供銷社老同事老殷感慨地對他說“當年我就非常支持你當兵,現在果然有出息了”。老同事們都感到當年的“小娃娃”沒有忘記他們,而且在老同事面前沒有一點官架子。

  “唯大英雄能本色”。回想自己走過的路,他一參加工作就和財務打交道,直到后來他為全軍理財,他做到了惜財但不愛財,更不貪財,在各種金錢利益誘惑面前,他經住了實實在在的考驗。當年放棄了供銷社的工作去參軍,當初他根本沒有想過要當將軍。面對金晃晃的將星,他感到的是一份沉甸甸的壓力,更是一種敬畏之心,他生怕對不起人民的哺育,唯恐對不起黨的重托。

  (三)回報家鄉,無私奉獻。

  他的家鄉廣靈縣是國家級貧困縣。九十年代,適逢國際金屬鎂價格上漲時期,廣靈縣利用天然資源打算投資興建金屬鎂廠,可苦于缺乏資金。當時的縣委政府領導找到了他,他了解到國家財政部一個投資公司,資金充足正在準備投資。他帶著縣委政府領導找到了和他打過交道的投資公司的領導,為家鄉發展經濟擺脫貧困而牽線搭橋。

  投資公司詳細審查和了解了該金屬鎂廠情況后,認為符合投資條件,為該金屬鎂廠解決了啟動資金問題。該金屬鎂廠很快上馬生產,取得了可觀的經濟效益,嚴格按照投資合同約定的時間償還了貸款。廣靈縣委政府領導非常感激想請他吃頓便飯,但被他以工作忙為由謝絕了。

  家鄉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歷史欠賬多,需要大量的資金,只要廣靈縣委政府領導找到他,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他總是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為改變家鄉的落后面貌,他無愧于黨和國家,無愧于養育他的家鄉,也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貢獻。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廣靈將官莊村走出來的王吉林將軍,將官莊村的靈山秀水浸潤了他的靈性,廣靈厚重的人文積淀滋養了他的智慧,母親寬厚仁慈的個性鑄就了他的品格,父親參軍打仗的革命經歷標定了他的起點,黨的政策和總后勤部機關為他提供了廣闊的人生舞臺。王吉林將軍從將官莊村走出,從廣靈這塊黃土地上走出,他從一個農村孩子成長為一名共和國的將軍,他是將官莊村父老鄉親的驕傲,他是十八萬廣靈人民的驕傲,他是養育了他的這塊黃土地的驕傲!

  (本文已經王吉林將軍審閱,撰稿佘富勤,大同市政協委員、縣政協常委、縣律師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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