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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環衛工人與看不見的城中村

2019-11-16 19:08:50  來源: 公眾號  極晝工作室   作者:程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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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有德昨天死了,也許是在前天,沒人知道確切的時間。10月27日這天下午三點,他的房門反鎖著。房東撬開了沾滿黑色污垢的網格窗。剛一翻身進房間,房東以為他只是睡著了,但隨著打開的日光燈散發出第一溜亮光,死亡的氣氛就籠罩在這間不足三十平米的出租屋里。

  十月末的廣州仍散發著夏日的余熱,房間粉色的窗簾半拉著。他半躺在席夢思床上,衣服的紐扣敞開,露出肥胖的肚皮。順著嘴角流出的血跡已經干了,凝結在右半邊的臉龐上。他雙手握著拳頭,放在胸前,沒穿鞋襪的雙腳已呈現出一片烏黑的顏色。

  如果不是這樁意外,很少有人會注意到這間藏在城中村里的出租屋。進門的客廳里,擺放著一臺老式電視機和冰箱,到處都是廢紙盒和瓶子。一名女工友首先發現了端倪,是她打電話告訴房東,“這個人已經有兩天沒見到了。”

  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余有德也穿著那件灰色的工作服。這足以顯示他的身份——一名環衛工人,負責清掃長湴村西街的四條巷子。

  這里是廣州東北部著名的城中村。絞在一起的電線在緊密的樓房間鉆進鉆出,內衣褲隨意晾掛在上面,陽光找不到一絲照進來的縫隙。環衛工、建筑工人、外賣小哥、餐廳酒店服務員聚集在這兒。順著巷外的街道,路兩旁是炒飯、燒烤、腸粉各種小吃店,賣水果的流動商販,以及圍攏在空地上下象棋的無業游民。

  早幾年,巷子里還沒打水泥路的時候,溝道里的垃圾堆成半人高,住戶與老鼠、蟑螂結伴生活。工友徐平記得有一次,老鼠被垃圾桶里的味道吸引,一個個撲通掉下去,第二天早上,里面竟有幾十個。

消失的環衛工人與看不見的城中村-激流網

一名掃巷子的環衛工。程靜之 攝

  余有德負責的是徐平隔壁的巷子。兩人時而碰到,笑嘻嘻遞上一根煙,也不說話,抽完又分開了。每天清晨5點,垃圾箱刮擦著狹窄的水泥路面,發出“嘩啦嘩啦”的聲響。余有德拿著紅掃帚和鐵皮畚斗,開始了一天的工作。

  一名外賣小哥經常在刮擦聲中醒來。頭一天夜里,他放在家門口的垃圾,總在此刻被收進黑色的垃圾箱。扎著長馬尾辮的胖女人騎電動車從這里過,她要趕著將《廣州日報》投進家家戶戶的報箱,垃圾箱為她讓出了窄巷的一側,胖女人道了聲“謝謝”,又接著趕自己的路。一名早起跑步的家政阿姨對他的唯一印象是——“一位胖胖的大叔”,她抱怨著余有德偶爾上工遲到,有時還會忘記帶走她家門前的垃圾。

  余有德確實算不上勤快。他嗜酒貪睡,還有些貪圖小便宜。工友徐平回憶,每次上工,他都會拖著一輛藍色掉漆的三輪車,凡是能兌錢的瓶子、廢紙箱,在這輛車里越壘越高。棋牌室的女老板把一些瓶瓶罐罐攢著留給他,以感謝他每次清理客人吃剩的煙頭。晚上歇工,他就把這車“垃圾”推回出租屋,一個星期賣一次,也是一筆五十甚至上百塊的收入。這足以維持他三天的酒飯錢。

  很少有人留意,一條紫紅色的傷疤,像一條蚯蚓,盤在他左手的手腕上。筋脈已經斷了,五指不能彎曲,他只能將掃把夾在腋下,手掌再搭把力,把垃圾送進畚斗,動作因此顯得笨拙。

  在余有德對外的說法里,兩年前的一天早上,屋子沒開燈,他不小心從床上跌落,手腕滑在碎了的酒瓶上。但工友徐平說,余有德愛打六合彩,每周開兩期,都要下個六千、八千塊,贏了請喝酒水飲料,輸了默不作聲。他最終欠了兩萬元的外債,下狠心斷了筋脈。

  他常光顧一家廣式燒臘快餐店。只消十元,就能點上三個肉菜,素菜不要錢。飯店老板記得,上午十一點歇工,他就坐在最后一排靠墻的位置,固定喝一種叫“老村長”的白酒——瓶蓋一打開,或許能中個五塊十塊,或者再來一瓶。嗜酒讓他落下了嚴重的胃病,他只能用勺子喝白粥。徐平知道他去醫院洗過兩次胃,此外沒聽說過其他病,去年的體檢報告上,各項指標也顯示正常。

  余有德曾有一段賒了兩百多元的飯債,后來悉數還回。飯店老板的小孫子很喜歡他,見到就喊,“爺爺,爺爺”。老板擔心他上了年紀,勸他,“再多喝一點,(生命)很快就沒信號了。”余有德不聽,有天中午,老板氣得將一次性杯子丟了出去,“你以后不要來這里吃了!”他果真不再來了,去了另一家湘菜館。

  死訊來得太過突然。消息很快在工友群里傳開,警察和法醫也很快趕來。下午六點下班后,工友徐平到了現場,已有七八個環衛工被攔在警戒線之外。透過撬開的窗戶往里面張望,徐平只看到了他的半張臉,三四只蒼蠅圍在上面盤旋。

  嘈雜的議論聲中,有的篤定他是喝酒醉死的,也有人懷疑他是吃藥自殺。警方勘查未見他殺痕跡,尸體沒有解剖,法醫鑒定完畢,天河公安通報稱,初步推斷是猝死。

  徐平覺得這個結局也沒什么不好,他手上有毛病,又沒別的謀生路子,家人也不剩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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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有德家,打了封條的窗戶。程靜之 攝

  余有德只有一個兒子。孩子兩歲時,妻子提出離婚。多年過去,他已經57歲了,還一直單著。他在環衛站干了近六個年頭,再過三年,就到了退休年齡。他和徐平約定,等買滿了15年的社保,就一起回老家,在新蓋的一座帶了三個隔間的平房里,安度晚年。

  然而,在10月27日這天晚上,徐平撥通了他兒子的電話,“你爸爸死了。”電話那頭,兒子很久沒有發出聲音。他在河北打工,第二天坐火車趕到廣州。

  年近三十,兒子圓圓的臉上仍布滿青春痘,皮膚黝黑,身高不足一米六。他和父親很久沒見了,再次見到父親,是在殯儀館一個四四方方的玻璃柜里。父親身上蓋著一塊紅布,頭上戴著一頂紅帽子,嘴巴微張著,露出焦黃的牙齒。

  兒子從工友那里得知,就在尸體被發現的兩天前,余有德遭到了環衛站的解雇。10月25日上午九點半,不識字的余有德被班長叫到辦公室,在一張紙上簽了字。十點多,徐平見他悶著頭,坐在一家麻將館外的木沙發上,一副滿是憂傷的樣子。

  “我現在簽字了,開除了。“他用一口家鄉話對徐平說。

  徐平批評他,“太差勁了!失業金能拿到嗎?”問題沒搞明白,隨隨便便就簽了字。

  但徐平明白,環衛站開除余有德是有理由的。10月23日那天,余有德中午喝了酒,在一棵大樹下的矮凳上,睡過了鐘點。次日下午,他又一次睡倒在了巷子里,身體筆直,雙手握拳貼在兩側,沒有鼾聲,兩名質檢員怎么也喚不醒。“老余,怎么搞的啊?”徐平也來叫他,沒有動靜。最終,四個人將他抬上那輛掉漆的三輪車,送到出租屋,平放在床上,各自離開了。那次,余有德被一次性扣了5分,一年累計下來,已達到20分的開除線。

  余有德所在的環衛隊,以扣分嚴格著稱。班長和質檢員同時查崗,一人拍照取證,一人開罰單。一名環衛工暑天拉肚子,離崗二十多分鐘,被扣兩分;一名工人感冒批假未準,暈倒在馬路上,后來查出感染了肺炎,住院一個多月;一名工人晚上九點多胃出血入院,次日未到崗,算曠工,扣分。

  對環衛工人嚴苛的要求不僅發生在長興街道。11月5日,一條“環衛工人用高壓水槍打黃葉”的短視頻登上微博熱搜。環衛工說,在鄭州東區的一條街道上,領導要求“六個看不見”:樹葉、煙頭、白色垃圾、小廣告、亂停的共享單車、臟車。為了達到要求,他們便用水沖擊,促使黃葉加速落下。

  對于長興街道的環衛工來說,幾片被忽略的紙片或者煙頭,都有可能成為扣分目標,一分就意味著被扣五十元。多名工人表示,全站300余人被扣過分,如果拒絕在罰單上簽字,一分就會變成兩分。

  同在廣州天河區的五山街道,扣分制度則不盡相同。一位班長說,要扣除一名工人的分數,需要多張照片取證。他們“以獎代罰”,每個季度發放油糧,以此調動工人的積極性。但這些福利,長興站的工人稱,需每年繳納120元的“會費”才能拿到,他們也沒有收到工資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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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環衛工人在垃圾投放點。程靜之 攝

  長興街道的大部分工人年過五十,來自湖南的各個鄉鎮,經老鄉介紹來到環衛站工作。在此之前,他們掃過客運站的廁所,在家具廠流水線做過工,當過保安,環衛這份工作算是穩定,不出什么事,能干到退休。何況這個年紀,他們沒有什么更好的選擇。

  但城中村清掃難度大,去年七月,在廣州市的一次衛生大檢查中,長興街道環衛站排在了倒數第一。為此,站里扣除了每人120元。

  即便如此,環衛工仍守護著這一片領地。白天,人們在村外的美食廣場進進出出,很少闖進他們的世界。馬路岔出的一條小道往里延伸,干了的油污板結在路面,巷口貼滿了各種租房小廣告,共享單車倒翻在了溝道里。伴隨他們工作的,是空調水滴落的“滴答”聲,兒童播放動畫片的聲音,以及棋牌室里傳出的麻將摩擦聲。

  凌晨四點,未蘇醒的城市向他們展現出另一種面貌。夜不歸宿的男男女女,醉倒在了夜宵檔口或人行道上,等待他們清理的是旁邊一堆一堆的嘔吐物,散發著酒糟過期的氣味。一位流浪漢時常裹在白色的編織袋里,睡在豐巢快遞的取件柜旁,閃著燈光的貨車從他身邊“呼呼”駛過。

  穿著工作服的酒店保潔阿姨,會在這個點下班回來。凌晨交接班的出租車師傅也回來了。魚塘邊的深夜垂釣者和守在垃圾點旁邊的拾荒者,則一夜沒有離開。等到上午十一點,這些人消失不見,三十多歲的站街女從幾個特定的巷口冒出來。她們臉上抹了一層厚厚的脂粉,紅唇,穿著黑色絲襪、高跟鞋,指甲大多涂成鮮亮的顏色。她們熱情地向環衛工打招呼,相中的自然是他們的腰包。

  一名環衛工還見過,來不及趕往醫院的婦人,躺在一座祠堂前的空地上即將生產。二十來個路人背對產婦,圍城一個大圈。救護車開不進村子,醫護人員抬著擔架趕到時,孩子的頭已經露了出來。

  他們每天要面對爛淤泥里的臭老鼠,樹根下的龍蝦皮、田螺殼、燒烤竹簽,草叢里的貓屎和狗屎,還有隨風亂跑的零食袋和餐盒。如果碰上下雨天,垃圾就像上了膠水,牢牢地粘在地面,蓄滿雨水的垃圾桶有兩百斤重,難以拖動。

  徐平偶然發現,嚼檳榔能掩蓋大部分臭味。他從此越嚼越兇,一天要消耗二十四個檳榔。

  在各種垃圾中,環衛工窺見了人們的生活。城中村人口流動頻繁,徐平一年能遇到十幾次搬家。廢棄的床、柜子、桌凳,全部堆在門口,徐平得把它們搬到馬路上,等待固定的人收走。每逢周末,各種水果、零食制造了假日的快樂,額外的七八桶垃圾也被制造出來。

  城市失去了他們,將無法正常運轉。徐平三四年才能回一次老家。余有德找不到人搭伙過年,城中村之外,火車站和銀行是他與這座城市唯一的連接。因為不識字,他不敢去其他地方。一年臘月二十九,老鄉陪他過了一次生日。余有德搞了一大桌的菜,擱多了醬油的菜黑麻麻的,徐平不敢下筷,“干杯,干杯”,一個勁兒敬酒。

  下班后,許多工友沖完涼,換上褂子、T恤,聚集在一家麻將館里。余有德還是穿著那一身灰色的衣服,招呼老鄉,“打麻將,打麻將!”但麻將館的老板說,他出牌太慢,很少有人愿意陪他打,他就一個人躺在沙發上打瞌睡。一次,工友們開玩笑,拿著黑筆在他臉上畫滿了圈圈道道,他也不生氣,洗把臉,就回家去了。

  樓房間的溝道狹窄,為了撿拾里面的垃圾,環衛工總會被一樓的防盜窗和空調邊角刮傷,一名工人因此隨身常備創口貼。一些樓上的租戶,把窗子一開,甩手將垃圾袋丟下,最害怕的是遇到丟酒瓶,一名工人被砸在了耳朵上,立馬去醫院打了“補丁”,還有的酒瓶擦身而過,隨著“嘩啦”一聲,碎了一地。

  余有德身子肥胖,難以鉆進一些狹窄的溝道,衛生死角打掃不到位,常因此被扣分。班長開罰單,他不問緣由,從不辯解,總是爽快簽字。

  如今,他已經從這些氣味和危險中得到了解脫。徐平最后一次見到他,是在他被解雇那天。下午,徐平和他打了最后一場麻將。他依然出牌很慢,拿定主意后,左手的四指,笨拙地把牌往前推倒。傍晚六點散場,他輸了80元,拿著一瓶白酒,朝出租屋的方向慢慢走去。

  天色黑沉,昏黃的路燈已經亮起,照在他身上。徐平望著那一崴一崴的背影,漸漸淹沒在來往的人潮中。

  兩天后,余有德被發現猝死在了出租屋里。他的房間被打上了封條,崗位也被新的工人接替。

  很少有居民注意巷子發生了什么變化。也有心細的發現了,猜測“胖大叔”被調去了新崗位,有人半打趣地說,“升官了吧。”他們不知道的是,10月29日那天,余有德就已經火化了。他被裝進一個小小的瓦罐壇子。次日,兒子把壇子捧在胸前,外面蓋上了一層布。徐平將他們送上了去往火車站的出租車。

  列車不斷向北方穿行。不消幾個小時,他就徹底離開了這座對他來說依然陌生的城市。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徐平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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