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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毛时代晚期经济政策的“左”与“右”

2019-10-30 17:33:42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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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80年代之后,以谣言支撑历史书写成为某些精英的努力方向,这个努力过程也显著地影响了相当一部分人?#26434;?#21382;史的看书。谎?#26434;?#24403;剥去,还历史以真实。

  本文是在微群讨论历史话题的发言,稍加整理而成,主要就官场中间的“主流趋势”与“投机潮流”,官僚组织内部的分工协作以及计划经济时代政策干预的主渠道,不同政见之间的聚讼焦点与各种观点主张的现实寄?#26657;?#20197;及事实证据、逻辑与结论的关系等方面,简要回顾一下毛时代晚期经济政策与执行过程中间的“左”与“右”问题。

  一

  有人?#25285;?#27611;时代的左派没?#24515;?#21147;治国,所以,不得不使用右派。这样看来,似乎治国的人力?#26102;?#34987;右派垄断了,果真如此吗?邓小平、胡耀邦?#24515;?#21147;?把一胎化的极端计划生育政策,确立为基本国策,这样的极端政策完全依据拍脑壳生产的谎言宣传材料而做出,今天事后检验的结果,到底怎么样?对了?#25925;?#38169;了?此种反智状况?#24471;?#19968;个简单的问题:对立于人民且把人民视为消极因素的反动右派,很难具有真正的智慧。数学网友总结了一个“右派大?#24247;岸?#24459;”,这个定律,在毛时代的官场也不见得就不适用。

  1979年,邓小平等人为了边缘化陈云,开?#21152;?#21512;地方官僚的投资饥?#25163;ⅲ?#25630;放权?#32654;?#35753;各?#20998;?#20399;?#23478;黄鶘下?#21150;企?#25285;?#32467;果?#32676;?#19977;轮投资都统统失败了,这也叫?#24515;?#21147;!这也?#24471;鰨?#19968;个人如果私心太重的话,往往会投机心理占上风,决策或者政策选择会偏离公认的常识。?#27604;唬?#23448;场机会主义的存在,给一些投机者以巨大启示?#26680;?#30528;官场机会主义的需要去操作,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主动跟随。也就是?#25285;?#22312;一切政策中间,顺应官场机会主义的政策,会在执行?#26041;?#24471;到最高限度的落实。

  说右派能力强,一个主要依据是在官场受欢迎,说话有人听,执行力?#21152;擰?#36825;个方面的差别,说到?#36164;?#19968;个?#20934;?#38453;线问题,在文革把?#20934;?#19982;政治阵线完全明朗化的条件下,左右翼的在官僚?#20934;?#20013;间的“市场行情”,是从属于?#20934;?#20851;系中间的对抗性与不兼容范围的,是一个完全独立于能力与智慧的事项。彻底否定文革之后,?#34892;?#39532;屁精宣传,把这个现象说成是官员个体能力和得人心与否问题,这是否弃“?#20934;?#26007;争为纲”的?#27835;?#26694;架之后,搞张冠李戴式的因果捆绑。?#34892;?#33258;居左翼,也抄袭这样的?#27835;?#26041;法及其结论,难道发现了什么新的事实依据吗?据你们所知,四人帮到底在政治方面认识错误,?#25925;?#21442;与过经济决策提了错误意见?

  二

  甩开混沌不清的事实,人云亦云的传言,还可以就官僚组织内部一般分工协作状况,进行对照检验。共产党执政时期的中国,拥有全球乃至人类历史上最大官僚组织机器,任何个体在这样的管理机器中间,都缺乏起码的信息与知识去介入全部管理事务,不得不按照分工协作的规则参与一部分组织运作,再高级别的官员,再能干或者?#19981;?#21040;处伸手的跨界行为,也有其最高限?#21462;?#20010;体官员,都只能在这个官僚组织担负一个方面的工作,从未有人能够干预一切,或者能够四两拨千斤去发挥超常影响力。按照郭松民的说法“毛主席给了四人帮几个人批判权,没有给过执政权。”这个很符合事实。这几个人也从未介入或者负责过经济决策或者经济主管工作,这些?#38469;?#21608;总理和李先念等几位副总理的职权和职责范围。

  江青对毛主席抱怨过:九大之后她就是一个闲人,毛主席?#21442;?#22905;?#25285;?#25105;也是看材?#20064; ?#20174;中央与国务院的具体分工看,四人帮中间张春桥主管过教育和意识形态,姚文元具体负责过编辑《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20999;?#25220;袭官方宣传资料的人士,也没有出示新的证据能够证明:江青等几个人曾经插手过经济工作,还产生过实际影响。至少在海量的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材料中间,至今也没有披露过哪怕是一条令人信服的证据,?#24471;?#36825;几个人参与过决策或者具体执行过什么样的极左经济政策。

  就高官的个体能力和素质而言,毛时代的经济体?#25285;?#22320;方?#25512;?#19994;运作中间的主动性较强,有一个较为稳固的微观基础。至于?#30340;?#20010;上层的能干性,显著促进或者促退了宏观经济表现,还真没有发现过这样的案例,而且,不要说一个国家,就算是一个企?#25285;?#24819;要具?#22797;?#36827;其市场表现的显著提升,哪怕是?#38469;?#36827;步业已到位的条件下,按照小钱德勒的看法,也得进行成功的“三重投入”(设备和厂?#24247;?#30828;件投入、市场?#21512;?#32593;络的建设以及管理结构方面的投入),在三重投入中间管理结构投入耗费时间最长,平均而言一个企业在?#38469;?#25104;熟后到形成市场竞争优势,管理结构投入需要大?#38469;?#24180;时间。

  一个高级别官员,做?#22797;谓不埃?#29978;至还来不及完?#21024;?#31574;程序或者政策下达,能够在几个月或一两年内,就能够显著促进或者促退宏观经济实绩,这是神仙也做不到的——一个神仙也没?#24515;?#21147;创新性地?#35851;?#22823;部分“非神仙下属”及其所在的管理结构。宣传干事或者秘书写的“首长英明伟大”之类的材料,看看就好,要真?#20999;?#20102;,那就是反智了。而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运作实绩,恰好?#24471;鰨?#25991;革期间在绝大多数省区执行军管职能的老军头们,虽然建国后一直身居军营,外在于经济管理过程也因此极?#28909;?#20047;经验,但他们还真的没有把经济弄坏成咋样,与刘邓陈云这些被吹得很高的执政团队相比,也没有见到他们差到哪里去。甚至,因为这些军官?#26434;?#25945;育和医疗行?#24471;?#26377;定见或者偏见,他们在地方主政时期,没有主动和积极地去妨碍农村合作医疗事业与小学教育的普及过程,基层小干部们就能?#40644;?#26469;热切地响应成功经验,结果短期内?#25512;占?#20102;,这应该算是一个“外行们”的“消极”贡献。而文革刚刚一结束,卫生部和教育部一经恢复权力,官老爷就要按照他们的思维定?#35780;?#25630;,结果农村教育和医疗事业就陷入快速的萎缩趋势之中。

  上面?#27835;?#36807;?#26680;?#20154;帮这几个人都不在经济管理部分任职,也为发现他们的主张进入决策或者政策执行过程。他们发挥自身影响的主要方式,主要是作为批判者或者宣传者在起作用,也就是?#25285;?#20182;们透过宣传发布的观点如果需要产生实?#39318;?#29992;的话,还必须透过决策与执行?#26041;冢?#22914;果仅仅只是?#24515;?#31181;观点的话,那实际影响就很有限了。

  三

  ?#27604;唬?#22914;果拒绝独立思考,同时也拒绝深入搜寻准确的事实材料,仅仅依靠阅读深揭狠批四人帮时期的宣传材料,?#25925;?#24456;容易得出谁谁极左印象的。问题反而是?#32791;切?#19996;西说的是事实吗?要做点验证,普通人进不了中央档案馆,但如果他们的观点和主张至今依然只存在于档案馆——那就?#24471;?#20182;们的主张?#26434;?#29616;实的影响为零,因此,一个人的思想主张必须见之于社会现实之后,才能够干预现实。而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个人的主张要发生影响,最重要的渠道是透过预算和投?#21490;?#37197;、财税和金融政策去发挥作用,否则?#26434;?#23454;体经济的运作就影响不大。这样一来,我们就能?#25442;?#24471;验证某个人或者某一群人的思想主张是否发挥过作用了,作用到?#36164;?#22823;?#25925;切 ?/p>

  我?#24378;?#20197;对照检验一下姚文元主编《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面推出的正面文章和负面材料,各?#34892;?#20160;么,到?#36164;?#24038;了?#25925;?#21491;了?如果降一等的话,与张姚关?#24471;?#20999;的朱永嘉等人,主编了上海的《学习与批判》等杂志,他们在宣传阵地上又肯定或提倡了些什么,这些材料虽然?#26434;?#23454;体经济运行影响不够直接,但肯定能够?#24471;?#20182;们的一些经济主张,查阅这些文献,能够发现,文革期间支持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推广?#26696;?#23466;法(检索光盘,发现1968年《人民日报》第一次出现主题包含?#26696;?#23466;法的文章,1978年最后一次出现),宣传工农业高涨的各种先进典型,始终是占主流报道,批判歪风邪气的文章也有,但极少且很有节制,多针对小?#24597;?#30340;极端案例(多为接近于犯罪的恶劣案例),这很少会构成真正的思想?#20064;?#25110;者禁区。

  是否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在毛时代的经济政策辩论中间,占据中心位置。这个方面的?#21046;紓?#21253;含着是否支持向地方放权,是否肯定农民办工业的权利——这个权利是当时冲击一统天下的经济计划的主渠道。?#26434;?#20170;天闻名世界的华西村,1970年之后《人民日报》?#36127;?#27599;年都有一次正面报道,1975年上海的《学习与批判》还发表过长篇的实地考察文章,并配有手绘图。

  毛时代是公有制企业的一统天下,这个方面没有不同政见,具体政见?#21046;?#38598;中于是否支持中央计划独断天下,以?#23736;?#35745;划外的“准市场经济”的宽容度——对集体企业尤其是社队企业的支持?#21462;?#22312;这两个方面,姚文元他们是支持毛主席“公社办工业”的主张的,支持集体工业肯定就要部分地肯定准市场经济——这没有别的原因,集体企业规模小,多数不能列入国家计划,其产供销一开始就得面对市场。去看看姚文元主?#30452;?#36753;的杂志和报纸,发过多少肯定社队企业的文章和先进典型。恰好相反,毛时代反对农村社队企?#25285;?#21453;对准?#26434;?#24066;场的是陈?#35780;?#20808;念邓小平等人,他们死抱住建国初期反对通货膨胀的老经验不放,什么经济流与货币流都想要监控住,认为放开这个部分会冲击宏观经济计划;1970年代很多大国企,囿于投资计划的严苛与招工制度的僵化,往往与农村社队工业联手,把部分生产?#26041;?#22806;包出去——此?#27492;?#35859;的“厂社挂钩”,结果国企在没有新投资、新厂房与新招工计划的情况下,生产成倍地扩大,上海的自行车等行业的产能?#26412;?#25193;张,就是这个模式;与此同时,郊区罗店公社等地,出现了一批年产值千万量级的社队企业。

  不仅如此,相当部分社队企业的产品还直接进入市场,并不经过国家计划和商业渠道,短缺经济时代这些产品与货币的相向流动,主要是由产品销售地向产地派驻“采购员”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稳定联系。当时社会?#25429;ǎ?#39575;子很少,银行等机构那时还?#34892;?#31215;极的服务精神,为此创造了“托收承付”以及后来的“托收无承付”等结算方式,服务于社队企业的产品实?#20013;?#35201;。所谓托收无承付就是无需付款方事先的正式?#20449;?无需正式合同与盖有公章的?#20449;?#20070;),仅仅凭借采购员手写的提货收据,银行即可代办委托收款业务;到了1970年代后期,毛周去世后李先念的发言权大幅度上升,他对此深恶痛绝,发表公开?#19981;?#21453;对“采购员满天飞”“白?#25945;?#28385;天飞”,此后银行停止过一段此类业务。

  据老田所知,上海地区的银行与税务部门放下架子,深入工厂调查研究,寻找新的服务?#21344;洌?#19982;上海造反派?#24179;?#28023;(纺织厂六级老工人)有关,他进入革委会且参与财贸管理之后,狠批银行、税务和商业部门对工厂和消费者,是长期的老爷作风与修正主义架?#21360;?#27492;后上海地区银行、税务和商业部门,多有下厂?#25237;?#21644;调查如何提高服务水平,上海南京路的24小时商店营业试点,银行的新业务均与这一新的努力方向有关。应该?#25285;?#36825;些加强老爷部门服务水平的努力方向,恰好是王张江姚所支持的文革胜利象征和“新生事物”,其出现多与造反派进入官场且狠批官老爷恶习的推动过程有关,对此持明确反对态度的恰好是?#20999;?ldquo;一贯正确”的老干部群体。在这几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四人帮与毛主席一致,显属观点偏右,陈?#35780;?#20808;念包括邓小平到是真正的“左派”。

  文革后揭批四人帮时期,说上海与河南?#38469;?#22235;人帮影响的所谓重?#26234;?#26159;所谓的“造反派掌权”的地?#20581;?#20294;是,文革期间经济增长,恰好是这两个地区在全国领先,这也应该能够?#24471;?#30456;当一部?#27835;?#39064;。

  四

  至于说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中间很猖狂,这个是彻头彻尾的捏造。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张春桥?#25237;?#19978;海市革委会的一班人说过:“以后上海稳着一点,让辽宁去出头。”一个人心理再?#30475;螅?#19982;千万人作对心理负担?#25925;?#24456;沉重的,更何况,文革晚期就连毛主席也采取守势,且?#24895;?#36335;对手让步,预备“?#25512;揭平?rdquo;。

  难?#28010;?#20154;帮对此现实力量?#21592;?#23436;全无知,谁谁还涨势了?亲历者可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我访?#20351;?#20256;说中的王洪文秘书肖木,他说自己参加过的多次政治局会议,从未出现过任?#25105;?#27425;后来宣传的那种剑拔弩张状态,也从来没有存在过所谓的江青威逼谁谁。说四人帮很猖狂,连邓小平都不会同意,她女儿写的《我的?#30422;?#37011;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间,就说她?#30422;?#33521;明伟大的证据之一,就是敢于跟四人帮作斗争,还不是?#26391;?#22411;的而是进攻性的斗争,甚至,连王海蓉唐闻生诸人都投机参加了这样的进攻斗争过程。邓力群的回忆录中间,也说邓小平之设立国务院研究室和办刊物,就是为了夺取四人帮分工掌握的意识形态权力。

  应该?#25285;?#22312;官场中间,文革晚期的一般态势是“反文革派”成为主流,四人帮处于弱势和守势状态。这与四人帮的选择和站位方式有关,他们这几个人的主要特点是与官场主流相扞格,他们一贯不选择顺流而下而是逆流而上,这就决定了他们很难选择投机与迎合,从而,不仅在分工决策方面对经济事务介入不多,在执行层面也不可能赢得很多自愿追随者。这就决定了这四个人?#26434;?#23448;场的影响不大,无论是决策?#25925;?#25191;行链条上,?#38469;?#22914;此。

  四人帮等人行使批判权,总的?#27492;?#26159;目标对准走资派,是批判矛头向上而非向下,从来都不是拿旧统治?#20934;?#25110;者工人农民的个体行为作为批判对象的。恰好相反,文革期间把“黑五类”或者非公经营作为打击对象,一贯是太子党及其?#25913;?#25903;持的“转移运动大方向”的策略。派工作队下农村去“割?#26102;局?#20041;尾巴”,全国性的运动是在1975年,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是1975年9月召开的,邓小平就是在这个会议上讲的农业要整顿的,而割尾巴是作为“农业要整顿”的一部分内容而推下去的,据柳随年等人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为执行邓小平的整顿任务,下派了上百万的工作?#21360;?#36825;与文革初期的工作?#21491;?#26679;,也是专搞“形左实右”的,这与与否定批评走资派的“乾坤大挪移”方案,内在逻辑完全一致。

  至于说学大寨导致平原造梯田的投机?#20381;矗?#26159;胡耀邦批示宣传的,没有任何实际的根据。至今没有人知道,到底?#24515;?#37324;的农民和基层干部发过神经,在平原上修了梯田的。老田自己就是职业农民出身,很清楚修一?#30701;?#30000;要花多少工,每亩667平方米,2米梯度就需要搬动1300多立方米土石方,这就需要数百个工日,如果想要保留熟土在上避免减产,则需要来回搬运这部分土壤,一?#30701;?#30000;起码需要近1000个工日。说白了,就算是你说的天花乱坠、顽石点头,我也不会相?#25490;?#27665;和生产队干部在平原上修梯田的,农民就算?#38469;切?#34850;猪肯定也不会去做这?#27835;?#29992;功——至少也不会去干累死累活还会减产的事情的。

  阅读《杜润生自述》发现,硬说学大寨导致平原修梯田,还说农田水利建设?#38469;?#27585;林开荒和围湖造田的破坏环境行为,这些?#38469;?#32993;耀邦灵机一动决策、马屁精记者执行的,这些想?#27604;?#30340;宣传材料虽无实际依据,但是能够达到抹黑集体农业、为分田政策开路的目的。依据胡耀邦确定的那个宣传口径,把农民说成是只会跟风投机的蠢猪,试问?#21495;?#27665;有投机的必要吗?能够捞到什么好处?提职?#26377;交故?#35780;上先进?何况,要农民修平原梯田,当时强体力?#25237;?#27599;工日按0.5元的低标准计算,每亩至少得给500元以上(仅仅考虑工费,不考虑减产损失),才能够保证口粮钱不亏,谁出这?#26159;?#32473;农民?

  说白了,政治投机在官场和学界还?#34892;?#21487;能,例如那个人民日报名记者范某人,在宣传和否定大寨时期都跳得高,都很积极,这样的反复投机无关他对事实的体认,仅仅服务于迎合政治需要,没准新领?#23478;?#39640;兴就能够提职?#26377;剑?#21387;倒同侪然后一个人先爬上去。农民投机谁给收益?有什么必要投机?这些?#38469;亲?#22312;书斋里瞎想才会出现的。

  农业学大寨说的很清楚,修建高产稳产农田,是要把“三跑田”修成“三保田”,然后推行“三深法”(深耕、深锄、深种)耕作,什么时候?#27982;?#26377;简单化为只要修梯田的。各种关于学大寨的文献中间,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建设高产稳产农田,实现粮食增产,从未有任?#25105;黄?#25991;章说只要修梯田就行了。要不是除了胡乱帮的宣传材料就一无所知之外,要是?#38505;?#35835;过任?#25105;黄?#23459;传大寨经验的文章或书籍,就不会一板正经地硬要在这里代理推销胡耀邦的乱邦宣传内容了。

  相比较而言,大寨?#25925;?#30495;抓实干,否定大寨的那群人完全是造谣和放空炮,这些乱邦宣传员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后果今天我们也看的更清楚了:他们那伙人到?#36164;?#20026;了对极左纠偏??#25925;?#29992;编造谣言的方式去否定务实的农村政策?今天难道还暴露得不够清楚吗?

  五

  说大寨主张不堵住?#26102;局?#20041;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什么的,还说大寨主张大批促大干,?#38469;?#21542;定大寨时期,捏造强加在陈永贵头上的。按照这些宣传材料所营造的印象,似乎农民都不愿意老实干活,专搞运动和空头政治。其实对照检验一下不难,陈永贵本人发言留下来的不少,看?#27492;?#33258;?#26680;?#20102;些什么,又?#34892;?#20160;么样的看法,看看1971年韩丁访问陈永贵的访谈(见韩丁《深翻》之八十三?#27573;?#22303;丰收》),非常务实和实际,不仅没有左,还很有点右。

  而且,就算是陈永贵与郭凤莲说了些什么,难道他们说过的就成了国家层面的决策和政策,能够代表毛时代左派的主张?非毛化时期还宣传说毛时代只重视投资不重视消费,也引1963年大寨救灾时期提的口号“先治坡,后治窝”为证。农业需要抢季节,不得不如此安排,否则过了季节,一年的收成就没有了,试问这样的口号上升到国家投资决策层面并执行了吗?谁上升的又是谁执行的?这算是毛时代不重视消费的合格证据吗?之所?#26434;?#36825;种张冠李戴的情况,?#24471;?#37027;伙乱邦宣传员,实在是找不到像样的证据了。所以,发言或辩论的最基本要求,是尊重事实和逻辑,仅仅凭?#27966;?#25581;狠批时期的宣传印象说话,还要强作解人,这就无意之间充当乱邦宣传员的传声筒了。

  在整理昨天群里辩论“四人帮极左”的争论内容时,发现一个奇迹般的耦合:当年非毛化或者揭批四人帮时期,因为找不到四人帮干预经济搞极左的证据,就搞张冠李戴把宣传大寨时期一些记者的口号化说法,扣到毛主席或者四人帮头上,?#30340;切?#23601;是他们在经济上搞极左的证据。几十年过去了,这个方面的证据匮乏局面没?#20852;亢粮谋洌?#24456;多群?#35759;?#19981;是专业研究经济史的,更没有发掘出多少靠谱的材料,去完成当初的残缺论证过程,补全证据缺陷。

  群友们之间进行类似的辩论,?#27604;灰参?#33021;免俗和脱俗:只要你坚持四人帮极左这个判断,然后你就肯定找不?#34903;?#25454;,去证?#30340;?#30340;结论,然后,你就一定得回到“非毛化时期”的张冠李戴策略上,结果,辩着辩着,就从四人帮“大跨度”地扯到大寨身上了。

  看来,无论在什么层次展开的相关辩论,都同样地受制于证据的极度匮乏,最终都“不得不”回到最初阶?#25991;?#20010;“张冠李戴”的策略上去。昨天的群友辩论,不过是在?#31995;?#30340;非专业层?#21361;?#20877;一次验证了这个结论:除了张冠李戴的手法之外,真找不到像样的证据证明“四人帮极左”。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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