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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要像毛澤東那樣為未來中國早做人才布局——從梁家河里的“大學問”說起

2019-11-18 11:25:16  來源: 紅歌會網   作者:張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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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2月13日近平總書記在回梁家河村看望鄉親們時說:“我人生第一步所學到的都是在梁家河。不要小看梁家河,這是有大學問的地方。”習主席說他的“人生第一步”的學習經歷,正是新中國教育方針最能體毛澤東教育思想的時代,認識這一時期教育及其成就,對于推進黨在新時代的各項重大工程,實現“兩個一百年”偉大目標是有益。

  我們今天講做學問,是講中國長治久安之道,是講治國理政,而不是某個具體學科或某種教條。習近平總書記講,要培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培養治國理政的人才,這是古今教育思想中的大道理,也是專業人才培養必須服從的“大學問”。古代有大學、小學之分,大學就是培養治國理政人才的,在大學里講得最多的不是具體知識,而是政治。治國理政就要抓住國家中的政治問題,如果將教育辦成了僅僅傳授知識的機構,遠的——比如蘇聯亡國——不說,只要看看目前還在繼續的香港亂局及其中青年人的無知表現,就不難理解教育脫離政治在歷史上往往是亡國滅族的開始。

  毛澤東的教育思想的形成與我們黨的經歷有關,貫穿其中的核心就是辯證唯物主義。

  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的每次大失敗,都是唯心論盛行的結果。共產黨早期的干部像陳獨秀等,革命信仰都很堅定,但最大的問題是脫離實際,結果給黨帶來1927年的大災難。開始以為,只要聽蘇聯的就肯定能取得勝利,后來才知道盲從他國經驗,脫離中國實際是要掉腦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學到的黨課是誰上的?是共產黨的對立面蔣介石在1927年給上的。敵人是最好的教師,沙場是最好的課堂。你正兒八經給他講,他聽不進去,一開殺戒,一流血,什么都學會了。那一次蔣介石逼得共產黨人拋棄了陳獨秀“繪畫繡花”式的革命,脫了西服,拿起槍上了山。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邏輯就是這樣由他的對立面展開了。

  開展武裝斗爭,剛剛打開一點局面,王明又帶著斯大林的圣旨來了。李德、博古等人聽不進長期堅持實際斗爭的同志們的意見,將用于歐洲平原的戰法用于中國東南山地,最后把根據地丟了個干凈。紅軍大轉移開始時,他們還是死守他們那一套辦法,結果出發時是8萬多人,湘江之戰后只剩下3萬多了。李德這個外國軍人,機械地把歐洲軍隊的戰法搬到中國山地,碰得頭破血流。在中國是山地作戰,又是敵強我弱,怎么能用歐洲平原大部隊決戰的方法?付出了5萬多人的生命的代價,我們黨才明白,為什么馬列主義的原理要跟中國實際相結合。

  馬克思主義必須和中國實際結合,這是不斷付出血的代價才明白的道理。不流血誰也不承認自己是錯的。1964年3月24日,毛澤東在與薄一波等同志談到《毛澤東選集》時說:“這是血的著作。”

  當時,共產國際是世界革命的燈塔,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大家都是堅定的革命者,自覺服從共產國際的領導。但問題是唯心主義是不能帶領革命走向勝利的。當時的許多在領導崗位的人缺乏中國革命的實際經驗,更缺乏歷史自覺和道路自信。為此毛澤東寫了《反對本本主義》。鄧小平后來說,這篇文章寫得好。我認為,它好就好在這篇文章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唯物論打倒了曾在中國革命實踐中盛行的打著“馬克思主義”幌子的唯心論。毛澤東認為:中國的問題需要聽聽中國同志的意見。對世界革命的貢獻取決于中國革命取得的勝利。制定方針政策必須以中國革命的利益為最高原則,不能機械地服從其他國家的革命經驗。這是毛澤東和教條主義者爭論的一個焦點。教條主義本質就是唯心主義。

  延安整風期間,全黨充分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對于中國革命的生死攸關的意義,在此基礎上,中共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反過來想,如果沒有長征及其路途上經歷的生死考驗,這些共識的形成是很難想像的。

  所以說,毛澤東思想來自血的教訓,這不是從書本和課堂里就能得來的。毛澤東說,人的正確思想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昨天不是從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宮掉下來的,今天也不是從華盛頓的白宮掉下來的,它是從中國的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產生的。不這樣,與長征一樣,還是要流血,要亡黨亡國的。

  為什么毛澤東到延安后要搞整風,要解決學風問題和世界觀問題?整風就是教育革命,抗大的學風就是實事求是,不尚空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也講了這個意思。光從動機考慮是唯心主義,動機和效果要統一,要為中國革命的實踐服務。所以毛澤東反復說,要懂得“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在今天,這個“大道理”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強國的道路。

  為什么毛澤東講教育要革命,就是告訴知識分子不要脫離實際。毛澤東找到了一條路,這就是知識分子要到人民當中去,和工農相結合。早在1939年,毛澤東在紀念五四運動時,發表了一篇題為《青年運動的方向》的著名講話,他說,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是真革命、不革命或假革命,就看你是不是和廣大工農結合在一起。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將毛澤東指示提升為黨的教育方針,指出:“黨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1964年2月,毛澤東總結宋明以來的亡國教訓時說“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作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他要求“教育革命”,認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4月21日,毛澤東在南昌對當時負責同志說:“死讀書本,不從事工、農、商、學、兵的實際工作,造就不了人才。”而“知識分子脫離了群眾就沒有什么用。”

  1958年5月25日,毛澤東率中央高級領導到明十三陵參加義務勞動,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發表關于“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問題的講話。他將義務勞動和講話地點的地點放在明十三陵,為什么在十三陵講這個話?十三陵有明朝的故事。明朝滅亡與宋朝滅亡有相似之處,這就是它的學風嚴重脫離實際。毛澤東在十三陵講話主要是講干部人才培養。習主席前兩天在教育改革上也講國家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德智體美勞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接班人。前面講的是做人,后面講的是做事兒。做事做什么事兒?做大學問的事兒,接班的事兒。還是古代講的治國理政。不是叫你學金融、小手藝技術的事兒。在古代講的四書五經,今天講的是唯物論辯證法。

  從20世紀60年代初,黨就號召知識青年下鄉。開始有侯雋、邢燕子這些人,再后來就形成上山下鄉的整套方針政策。這個運動非常深入,前后有2000萬青年學生下鄉,它的巨大成效到今天才真正顯現。我是下鄉的一代,我們有幸得到深入農村基層并在基層成長的機會。知識分子上山下鄉就是要密切聯系人民群眾,了解中國社會實際。應該說,我們在下鄉實踐中得到的這份知識是受益終生且不可替代的。

  看了蘇聯的教訓,就能對此有深刻體會。蘇聯解體多少有才華的人流離失所。慘痛的教訓教育了曾“把自由的幻想的歡欣當作宗教”的俄羅斯人,他們最終又將普京推到歷史舞臺。蘇聯亡國的歷史表明,即使是社會主義國家,如果治理國家的能力跟不上,最終還是要垮臺,要被開除球籍的。蘇聯和蘇共就是在無人能敵時自行靜音解體和解散的。

  今天我們處在什么樣的歷史階段?2017年7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他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我們已經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今天我們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要向強國邁進。這是真正的挑戰。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今后的任務將更為艱巨,其中最重要的是培養政治經驗成熟的干部人才。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中國的國際視野、國際眼光和參與世界治理的能力,都要受到考驗,我們要具備這些能力。如果我們培養出來的人才滿腦子都是唯心論和形而上學——形而上學本質也是唯心論,那么,我們在新的長征路上,還要犯與王明、博古同樣的錯誤,還要再經受“湘江之戰”的慘痛教訓。別說強國,連富起來的成果都保不住。

  當年毛澤東同志提倡并認真推行的教育革命已在當代中國開花結果,并使我們中國贏得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歷史。1949年我們贏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中國人民從此站了起來。20世紀50年代我們和蘇聯結盟,迅速奠定了工業化基礎,走上了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60年代,蘇聯領導人治國理政能力嚴重下降,其內外政策頻頻出錯,而我們則堅持獨立自主義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這是長征路上血寫的經驗,沒有唯“老大哥”是從,1972年,我們轉向西方國家尋求新的發展機會,這使我們再一次獲得更大發展。20世紀末,美國領導人極度膨脹,其治國理政能力迅速下滑,其內外政策也頻頻出錯。“9·11”事件后,美國開始全面擴張,我們還是堅持獨立自主路線,也沒有唯美是從,轉而與俄羅斯結好。2016年6月25日,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俄羅斯總統普京共同簽署《中俄聯合聲明》,雙方決定攜手維護全球戰略穩定。這又使我們獲得更為廣闊的安全環境和更強勁的發展勢頭。

  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是歷史上少有的幸運的一代,我們有幸見證了兩個超級大國的隕落:前有蘇聯解體,后有美國衰落;我們還見證了中國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在對手們的唱衰中迄今還保持著強勁發展的勢頭。

  我們贏在哪里呢?我們贏在人才,尤其是戰略性人才。我們改革開放以來的勝利發展,應該從毛澤東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思想及其實踐那里找源頭。如果當時沒有毛澤東為今天所作的深謀遠慮的人才布局,尤其是治國理政人才的培養和布局,那我們可能也會像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一樣重復蘇聯的后轍。蘇聯當時有強大的軍隊、強大的工業生產力,就是短缺政治人才。結果讓戈爾巴喬夫那種人執掌國家,嚴重脫離實際,唯心論盛行。毛澤東說:“研究黨史上的錯誤,不應該只恨幾個人,如果只恨幾個人,那就是把歷史看成是少數人創造的。”當時在蘇聯“戈爾巴喬夫”不是個別人的作為而是彌漫于領導集體的一種思潮。他們真相信美國,相信美國宣揚的“普世價值”,最終導致蘇聯解體。有意思的是,當年蘇聯的戰略能力下滑的現象,很快又在美國發酵,今天美國的人才教育也是嚴重脫離實際,“從1901年首設諾貝爾經濟學獎到去年為止,總計有71位美國公民單獨或者分享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梳理2007年至今年,美國經濟學家幾乎‘包攬’了諾貝爾經濟學獎。”諾貝爾獎在美國日益堆升的結果卻是美國的衰落。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脫離實際的教育最終是要使國家和人民付出血的代價的。我們黨通過長征的血的經驗,找到了政治自覺和歷史自覺。由于有一大批經受了革命斗爭考驗的干部,他們保持了聯系實際、聯系人民群眾的優良傳統,從而保證了我們在改革開放中經受住了種種風浪的考驗,保證國家始終朝著正確方向前進。

  歷史經驗同樣告訴我們,權力可以交接,可經驗,尤其是政治經驗極難交接,而運用權力是需要經驗的。干部是黨和國家的“家底”,其政治成熟與否與其經驗的積累程度及深度成正比。1957年11月12日,毛澤東對印度共產黨總書記高士說:“經常改變領導是不利的,不能積累經驗。一條路線的正確,必須要能夠在客觀上見效。列寧說,鐵的紀律是建立在正確的政治路線上的。正確的政治路線是慢慢形成的,因為人對客觀事物的認識是逐步深入的。”

  為此,毛澤東從60年代開始,就著手推行以在實際中培養青年學生的經驗,尤其是政治經驗為核心任務的教育革命,為未來中國做人才布局。半個世紀過后,當時在毛澤東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針培養下的青年同志已走上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這保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立于不敗之地。那么,往后再走,我們未來30年、50年將會怎么樣,會不會出現蘇聯和美國那樣國家金玉其外、人才敗絮其中的危險呢?這關系到中國的前途,在新的歷史起點,我們還要抓人才,還是要從以實際政治經驗而非單純知識傳授為核心任務的教育入手。這是個事關國家實現“兩個一百年”戰略目標的天大的事業。

  我們在反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革命斗爭中,再次找回了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文化自覺,有了這種文化自覺才有新中國的誕生。新中國誕生的思想基礎,是扎根于中國大地的先進思想。這個先進的思想,來源于延安整風及中國傳統文化中“實事求是”的認識路線。建國以后毛澤東汲取蘇聯領導人治國能力不足的教訓,高瞻遠矚搞教育革命,意在為未來造成能將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的治國理政人才。今天看來,毛澤東教育革命的目的基本實現。

  現在我們又站到了新的歷史起點,為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今后我們要進行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隨著“一帶一路”的推進,不僅要提升利用資本的能力,還要提升駕馭資本的能力;我們不僅需要提升治國理政的能力,還要提升治理世界的能力。今天的資本主義治理世界能力迅速下降,我們共產黨人要給我們、給世界一個證明,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共產主義事業是能夠站得住并對人類做出較大貢獻的。這個斗爭是非常偉大、艱巨和光榮的,任重而道遠。

  在這個偉大的征程中,我們親眼見證了兩個超級大國的解體和衰落,也見證了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進程。現在需要我們考慮的是,未來中國會不會出現蘇聯式的失敗?我們這一代人繼承了共產黨經過長征得到的最基本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繼承了毛澤東思想。如果我們從今天開始,高度重視這個問題,像毛澤東那樣為未來二三十年的人才布局早做謀劃,我們的國家才可以行穩致遠,實現我黨“兩個一百年”的偉大目標。

  為此,今天我重提新中國的教育革命及其成就,我說的教育不是一般的知識教育,而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服務并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我認為它是保證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征途中我們中國共產黨不能回避的“時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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